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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原载：《龙门阵》2005年第1、2、3期 作者：孔祥明
聂卫平，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；孔祥明，生于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，中国赶超日本女子围棋的第一人。两人在黑白子间相识、相知、相爱，他们的婚姻如同一盘棋，其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生死劫材鲜为人知。如果你想了解详情，请听孔祥明的“复盘”讲解。
我的前夫——聂卫平，是许多人都不会陌生的名字，对我与他的近12年婚姻，外界凭猜测或只言片语编写了一个个美丽的故事，或一件件扭曲的事实。我没有权力，也没有必要对这些加以申诉和辩解。但我真心希望新闻媒体不要去追根寻底，去吵得个沸沸扬扬。那不仅会伤及聂卫平和我，更会伤及我们各自的新家。为了减少那些无根据的猜测和谣言，我在朋友劝说下，最终提笔写下了我的这段情和缘。
初识与初恋
应该说，我在孩提时代就认识了聂卫平。那时他代表北京队，我代表四川队参加全国少年儿童围棋比赛，我们除了在领奖台前知道了对方的名字，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印象了。
毕竟，我们都还太年幼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，围棋率先作为“封资修”毒品而被打入地狱。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，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和方毅等首长的提议下，围棋运动在中国才重新得以恢复。
1973年，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示下，国家体委成立了国家围棋集训队，将各省市的围棋尖子集聚到北京。全队有三十多人，大部分是“文革”前已成名的尖子棋手，也有少数像我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一代。当时，我的岁数在这些棋手中是最小的，刚满17岁，棋的辈分也算是小的了。
在集训队里，女队员只有五名，我可以说是比较用功的。男队员中聂卫平是最刻苦的，一有空他就抓人下快棋。实在找不着对手时，我便成了他的磨刀石。这样的事多了之后，队上便有了些风言风语。好心的老队员来告诉我，我是又惊又怕。谈恋爱在那个年代可是严重违纪的啊！更何况我还不懂得恋爱，吓得我以后再也不敢搭理他了。就是不得不说话时，也一定语气尖刻，火药味十足。好像只有这样，才能证明我们之间的清白似的。聂卫平此时也听到一些谣传，说我讲了他什么坏话，气得他也视我为眼中钉。从此之后，两人就再也无法平和相处了。别说盘外嘴仗，就是对局完的复盘，两人也一定要吵得脸红筋胀才算罢休。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很多年。
后来，国家集训队改为国家围棋队，搬进了国家体委训练局，我与聂卫平之间的矛盾才渐渐有点和缓。因为他当时已与后来入队的何晓任确定了恋爱关系。他们双方都是革命干部的子女，在很多方面都有共同语言，是一个门当户对的好姻缘，大家都等着他们什么时候办喜事。我也就少了舆论的顾虑，不再对他那么满身是刺，又讨厌，又损人了。可惜的是，就在谁都以为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时，两人却在最后因性格差异而分了手。这其中的原因我是过了好几年才从聂卫平口中知道的。但晓任却一度误认为是因为我的存在，破坏了她的姻缘。我和她都是一个省队的队友，又同在国家队，这叫我既委屈又难过。然而，后来的结果却正如她的猜测，我就更是有口难辩了。
唯一可以说的是，在他们分手之后，聂卫平又谈过几次恋爱，都没有成功。其中，有一个也已是谈到了婚嫁。我确实不明白聂卫平为什么会在众多花园中游览了一番之后，竟选择了我这个又倔强，又不起眼，又不惹人爱的丑鸭子。这是命运的安排，还是一种偶然？我不知道。但我至今也记得，当我最后决定答应和聂卫平走到一起时，我亲自去告诉晓任，征求她的同意，也希望得到她的理解。如果是我的错，那只是在于现在的接受，而不是当初我的存在。她真诚地祝福了我，使我心中释然了一片阴霾。这种什么事都要说个明明白白的个性，真不知是对还是错。但我为此吃了太多的亏，却是不改的事实。
跟聂卫平可以说没谈恋爱就结婚了。那些杂志、报纸上的花边趣闻，都是一些记者们的想像和捕风捉影的随写。我们之间真正的红娘就是围棋。
那时，我们除了平时都在国家队训练、生活外，还一起去外地比赛，也常常一块儿出访日本。
在那个外事纪律森严、每句话都要向领导汇报的年代，若因私人关系不好，影响代表团形象的事，是绝对不允许的，这也是丢中国人的脸。我们的觉悟还没低到那程度。所以，我们在表面上总是维持和平，但私下有些邪门歪道就不敢保证了。
比如说：聂卫平明知我讨厌吃肥肉，却偏偏想法子让我吃。记得有一次在日本访问，一天吃饭时，他就找了一片最肥的肉，装着很关切似的说：“小孔，这片肥肉你若不吃下去，明天的比赛可就凶多吉少了。”
下棋的人多少都有些迷信，最讨厌不吉利的话，“拼死”我也得把那片肥肉吃下去，心中却在想着怎么报复回来。
在另一次比赛前一天的下午，我们去拜访后援单位日本读卖新闻总社。一人面前一杯茶，一块大蛋糕。机会来了！我知道聂卫平最讨厌吃甜食，对蛋糕更是从不沾口，于是便轻言细语地对他说：“小聂啊，这蛋糕可是吉祥物哦，你若不吃，明天的比赛就危险了。”
明知我是在报复，但为了比赛图一个吉利，他气得三下五除二将蛋糕塞进了嘴里。那副痛苦与悲壮的表情，让我肚子都笑疼了。回想起来，那时的我们，是多么幼稚和纯洁啊！
当时，我们作为中国棋界年轻男女棋手中的佼佼者，日本方面很关注我们的人生动态，有意无意地总是将我们俩往一块儿凑。记得有次去东京塔观光，上面有个电脑算命的，这可是当时最新奇的玩意儿了。日本朋友非要我去测一下我的婚姻，谁知电脑打出的诊断表，竟像是为我俩写的一样，各方面的偶合使大家都怔怔地看着我们。我们也无法解释，都闹了个大红脸。
这似乎是一种天意的巧合，却对我们各自心中都有震动。否则，也没有后来的潜移默化以至真正地走到一起了。
关系改善了，在一起的时间又多了，在一起也不外乎是下棋，做死活题，永不改变的内容。谈的，做的，想的都是棋。两人在对方的眼中已不再讨厌，而慢慢变得可爱起来。
于是，在某一天下快棋时，聂卫平突然冒出一句：“我喜欢你。”我才发现心中也有了他，怔怔地看了他半晌，无言地走回了自己的宿舍。想了很久才明白：哦，这就叫恋爱。
我能谈恋爱了！初恋的兴奋与幼稚，改变了我本立志要做棋手的命运。那时，如果稍稍有点头脑想想，就会明白，我俩走到一起是最不合适的。不说别的，就我俩这要强的个性，那还不为大事小事吵翻了天啊！
争强好胜在事业上是件好事，在生活中却是禁物。再者，我们出生于完全不同的家庭。他是革命干部的长子，我是国民党旧职员的独女。家庭教育、文化背景是截然不同的，人生观也各异。更有，我们又都是国家培养的尖子。
1976年我访日时，将当时日本第一流的女棋手们全都拉下了马。七战七胜已经实现了我们的第一个目标——女棋手赶超日本。这虽然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，但在日本和台湾引起的震动还是很大的。
记得第一届“应氏杯”在北京举行时，应昌期老先生就对聂卫平说过不止一次：“小聂，在台湾，小孔可比你出名得早啊。”这个戏言也说明了中国围棋的进展已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。
那几年，我在国内外成绩都不错。我的第一个日本朋友小川诚子六段至今也常在公开场合说：“小孔的棋很厉害，坂田荣男先生1973年访中时就夸她为中国的女吴清源。虽然她现在退出了棋界……”
言下之意是对我放弃比赛的状况充满了惋惜。我是不敢接受坂田先生这样的夸奖的，我也没那个棋才去接受。这只是说明，我们当时都是受人瞩目的。这两人组成的一对，其中一人必定会有所放弃和牺牲。
这对棋界，对所在的省队，可以说都是一个损失。于是，领导、朋友做工作的络绎不绝。
反叛的婚姻
在爸爸严厉的管制下，我在22岁前完全是个乖乖女，不谈恋爱，一心只下棋。然而，女儿总是要长大，女儿总是要出嫁。一过了23岁，我突然掉进了初恋的情网，脑子里一片狂热。
其实，爸爸并不是反对我谈恋爱，也不是反对我结婚。爸爸只是觉得我的选择错了，我不应该去找一个与我家庭背景截然相反，家庭教育完全不同，又都是棋手的人。他认为这会误了我的前途。他漫长的人生经验使他看到了等待我的不是幸福，而是吃苦受累，更糟糕的是要放弃我的围棋事业。他拼着命也想把我从误区中拉出来。可当时热恋中的我，不知晓人生艰辛，也没有一点点社会经验。以为爱就可以代替一切，更误认为爱就是永恒。从没去细想，我与聂卫平的关系的基础就在于棋，若没有了棋，也就失去了共同点。可惜，这个问题我在离婚后好久才想明白。
我是那么固执，那么倔强，根本听不进爸爸的劝说，也没有在乎爸爸有多么伤心，执意要为爱牺牲一切，并为此在所不惜。
我在跟爸爸宣布我要结婚时，竟没有哪怕在形式上征求他同意的一点表示。我的选择，伤透了他的心，气得爸爸差点跟我断绝父女关系。
在各方面极力反对下，我还是和聂卫平结婚了。
大家的反对本来也都是为了我们好，为了我们各自的前途。所以，当我们执意结婚时，领导和朋友们还是给了我们真诚的祝福。
没有去细察爸爸的痛苦，我变成了一个不孝到了极点的女儿，现在想想真是既自责又后悔。忘不了我办完结婚手续的那天，爸爸整日无言，一下子苍老了许多，失望与担心写在他的脸上。我了了自己的心愿，才觉察到爸爸的悲哀，可我很快便离开了成都，留下爸爸一个人与孤独、寂寞作伴。
得到了想得到的，又想找回为此失去的。我到底还不是个坏到极点的女孩，我不断地给爸爸写信，不断地请求他体谅与理解女儿的选择。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爸爸伤透的心无法宽恕我，从来都百依百顺的女儿，竟会如此大逆不道。这对注重忠孝的父亲来讲，是一个过于沉重的打击，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。一时间言行迷茫，过早地退了休，守着一间破屋，饱尝着一个人的冷清与凄凉。
过了很久很久，耐不住我的声声哀求，爸爸终于心软了下来。毕竟，这是他唯一的骨肉；毕竟，这是他一手养大的孩子。他默认了我的婚姻。
当我儿子出生后，他就把他全部的爱都倾注到了这个外孙身上。虽然他对我放弃进步、放弃围棋有十二万个不满；虽然他对我声名日下、毫无建树有十二万个失望，但是，他仍然教导我做个好妻子，做个好母亲，做个好媳妇。他告诫我太多《女儿经》《三字经》中的东西。当他1982年底到北京和我一块儿住时，他对我的管制仍然像从前那样紧、那样严，只是他所管制的事不一样了而已。
他从不责怪我的选择对他的伤害。即使在多年后，我如他所预测的那样遭到了婚姻与事业的不幸，他也没有抱怨我一句。他只是默默地用深沉的父爱给我温暖，鼓励我重新站起来。父亲的希望与期待，在我固执的选择中化为了泡影。可父亲的关爱，却时时刻刻陪伴在我的身边。
今天，我无法原谅自己的自私，我无法实现父亲的愿望。我的选择，转变了我整个人生，几多幸福、几多苦楚，我不后悔，因为那是我自己选择的路。可是，我悔恨我的冲动，怨恨我的不近人情，没有给爸爸时间去接受我那一意孤行的婚姻，由此给他造成了突然的伤害。为此，我心中好内疚，好内疚。
1979年秋，我和聂卫平在成都春熙路办事处办了结婚登记，1980年3月举行了婚礼。由于当时聂卫平的户口关系在黑龙江省队，我的户口在四川成都，我们在北京就无法申请房子。平时都住在国家队的宿舍里，周末便回他父母家中，在那儿建了个小窝。新婚蜜月，没有花前月下，我们的时间仍然花在了棋上。日子过得虽说有些单调，但却很温馨、很充实、很甜蜜。
很有女人缘的聂卫平现在终日痴守着我，我仿佛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了伟人，太了不得了，以为这就是爱的力量。我收敛了自己的好胜争强，从实践中学会了所有家务。让我双手的操劳，换来他的一身轻松，甚至连倒开水、洗手绢都不用他动手。聂卫平为此很满足，我也就更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。
于是，慢慢地、慢慢地，我生活轴心就只围绕着他一个人转。害得朋友们都为我担心，说聂卫平今天对我笑，那我这一天都是阳光灿烂；若是哪天聂卫平对我冷漠，那我便是脸下冰霜、黯然阴沉。连国家队的队友们也慢慢了解到一个规律，倘若我冷着脸，一开口就呛人的话，并不一定是对说话者有什么过不去，而肯定是和聂卫平闹不愉快了。
为此，我不知得罪了多少人，伤害了多少人，这真不是可以用年轻幼稚来开脱的错误。弄得聂卫平也对他人、对我不止一次地说过：“小孔能任劳，却不能任怨。”
这的确也是我性格上的一个缺陷，再苦再累我不怕，但却受不得一点委屈和冤枉。这有缺陷的性格，虽然说在经历挫折和痛苦之后逐步有所改善，可是却没有本质上的转变，仅仅是将争吵改为了沉默的忍耐。其实这种无声的抗议，对聂卫平也是一种心理压力。
那时我的心里眼里只有聂卫平一个人。注意力过度集中，且不说我这样不仅疏远家人朋友，失去了自己，就是对聂卫平来说，这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啊。爱，也是不可过量的！但懂得这一点，却是在十几年后我儿子教我的。在他快满18岁想自由飞翔时，有次曾坦率、认真地对我说：“妈妈，你别把眼睛都拴在我身上，你关心一下你自己吧。你给我的爱太多了，我已承担不起了。”
当时气得我大骂了他一顿。但细细想想，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再深层次反省，我对聂卫平当初不也是犯了这个错误吗？太多的爱成为了他的负担，过多的关心成为了他的累赘。可我在很多年里，却一直为此沾沾自喜，认为自己领会了爱的真谛！其实，这正好是违背了爱的原则，过多地去爱，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爱，爱便不成其为爱。马克思不是说过吗：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的爱，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，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，就是不幸！可惜，我懂得这一点时，已经太晚了。
在承受了婚变的打击后，我才从内心深处去对自己进行反省，思考自己的毛病，也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性格。现在回国，不管是棋界的朋友，还是同学、熟人，都说我开朗了、随和了，孤僻的性格变好了。
这一点我自己也察觉到了。
聂卫平与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金明老先生很熟，常去金老那儿玩，后来也常带我去。金老十分喜爱围棋，对棋界很了解，最看重聂卫平，所以一听到我们要结婚，金老就把我叫去，谆谆教诲我要“甘当底色”。
这句话我听了许多年，也做了许多年，也一直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这不光是出自对聂卫平的爱，也是出自对围棋的爱。虽说那时我正值成绩优异、风华正茂的年代，但我十分清楚，聂卫平的棋才比我要好得多，他成功的机会也比我多得多。所以，放弃自己，全力去协助他，是我心甘情愿的选择。
只是，我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，在我放弃自己时，就已经开始放弃两个人的感情基础了。我总是想，只要聂卫平能登上世界冠军的位置，也就是了了我对围棋的梦想。于是，在很长很长的岁月里，我无私无畏地奉献出了自己的那份心血和汗水。
但世上许多事常常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。
我后来才慢慢醒悟，聂卫平的成功就是聂卫平的成功，我的失败就是我的失败。成功与失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，其间的反差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。我不由感慨上帝真是很公平，也很严厉。这是对当初选择了事业，又不忠于自己事业的人的惩罚。你若放弃了事业，放弃了自己，那生活也会放弃你。失败是双重的，我不敢说事业与生活的双重失败哪一个更叫我心痛，但都是撕心裂肺的苦楚。
磨难的生产
不敢说儿子的到来是个错误，可他至少是在我各方面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，就突然来临了。
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日子里，我怀孕了。我竟无知地把妊娠反应当成了胃病来治疗，吃了药也没有效果。
一次星期天回到婆家，聂卫平的大姐冷不丁地对我说：“小孔，你该不是有喜了吧？”看着家人齐刷刷的目光，我急忙辩解：“这不可能，我没有怀孕。”
可到医院一检查，竟不幸言中，的确是怀孕了，而且已有了两个多月的身孕。
我被这消息惊呆了。
我不是不想要孩子，只是希望等两三年再考虑此事。那时，我的事业正蒸蒸日上，我的心全在围棋和丈夫身上。我有多余的感情和时间分给这个孩子吗？我会被这个孩子拖得什么都干不好吧？矛盾，犹豫，甚至想到了做人工流产，拒绝他的来临。
可聂卫平和他家人都反对，怕影响我的身体，造成终生不孕，我顺从了。
怀孕使我本来就不好的食欲更加糟糕，但我依然坚持像平常一样去训练和比赛，去照顾丈夫、料理家务，没有少干一件事。
可以说，不管是在我怀孕生孩子，还是在与聂卫平共同生活的漫长岁月中，只要我在，连手绢我也没让聂卫平洗过。我的要强锻炼了我的生活能力，但却影响了儿子的发育。在我肚子里的前八个多月，儿子没有感受到关心和爱，感受到的只是紧张比赛的压力，以及为诸多事情的烦恼和悲伤。孩子还没有出世，就已经在经历苦难了。
可不管我给了他多少磨难，他仍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，并顽强地逐日长大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除了对他怀有深深的内疚，更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愤怒。
预产期是10月6日，我只能放弃了9月份在温州的比赛。大家都走了，我一个人留在国家队所在的训练局大楼里，百般无聊，每天便和肚子里的孩子谈话。他常踹我一脚，或顶我一头，仿佛是在回答我的话。我慢慢切身感到了做母亲的喜悦，爱上了这个与我作对的小家伙。我心中充满了柔情，为他憧憬着美好的未来。
1981年9月23日，我刚去做了定期检查，24日上午就开始出现阵痛了。我无知地以为是食物中毒，心想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可那种疼痛不是我能忍受的，我决定提前搬回婆家住，以防万一。一想到好几个月都不能回到训练局，我便开始了大清洗，把床单、被套和三楼男宿舍聂卫平的床单，几大盆的脏物全洗了。因为没有洗衣机，只能靠手搓。我肚子痛得厉害时就歇一会儿，等痛过了又洗，折腾到下午3点多钟才回到婆家。
一到婆家，我立刻拉上聂卫平的小弟媳妇陪我上医院。刚巧碰上下班高峰，公共汽车内拥挤不堪，其间还转了一趟车才到达医院。阵痛的间隙在缩短，而且痛得越来越厉害，我无意之中竟把小弟媳妇的手都捏青了。终于，我们赶在医生快下班时到了医院，大夫看见我很是奇怪：
“小孔，你不是昨天才来过吗？”
“我肚子疼，中毒了，请给我点药。”我无知得近乎幼稚。
医生一检查，就果断地下命令：“立即住院，你要生了。”
“这怎么行，我丈夫还没回来，等一个星期再生吧。”我自以为是地说。
医生乐了，说：“生孩子可不管你丈夫回不回来，他可是谁也不会等的。快住院吧！”
加速的阵痛使我陷入地狱。可不管我如何哀求，医生都不给我开刀，也不给我注射麻药，他们说我有能力自己生。在产床上我把全身仅存的力气都用完了，经过半个多小时地狱般的折磨，“哇！”一声响亮的哭声把我从剧痛中解救了出来。
儿子诞生了，6斤8两。我看着护士小姐抱给我看的那个小血肉团，皱巴巴的，除了哭叫的小嘴，连五官也看不清。我心想：该不会生一个丑八怪吧？可不管他是美是丑，他都是我的儿子，我都会给他一生的爱。这一点，在孩子一落地时就成为了我的誓言。
第二天，医院里一辆辆小车把婴儿们送到了各自母亲的怀里。每张床前都有丈夫、父母和姐妹，都有欢声笑语、温馨叮嘱。只有我，一个人抱着儿子，孤零零、冷清清的，说不出的寂寞。我将儿子紧紧抱在怀里，想用我的爱填补他受到的冷落。
下午两点多钟，孩子的大姑与她的同事匆匆来了一趟，她们先去育婴室外面看看，再到我这里看看。也难怪，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，都有自己的事情，我不应有不满和抱怨，只要心中有亲情，又何必在乎形式呢？我那时总是这样想。
我的宝贝从生下来到满月时，就没有两只眼同时睁开过，总是半睁半闭，问医生也说不出为什么。儿子长大后，我曾问过他为什么这么做，可他却根本不记得。其实，他也不可能记得，那只是我的一种不甘心的情绪而已。说实话，那一阵子，我不知为此担了多少心，真害怕儿子得了什么怪病。
艰难的哺育
带着刚出生三天的儿子，我回到了婆家。为了生活方便，聂卫平的母亲将门洞里隔出来的一间小屋让我们母子住，由小弟媳妇来照顾我。可她也是一个没生过孩子的女孩，该怎么做？我们都是一样无知无识。
孩子的大姑告诉我：“喂奶必须定时，养成习惯，最关键的就在第一夜。医院里是母子分开，在家里要忍耐得住孩子的啼哭，不要顺从他，三小时喂一次。否则，以后就无法改了……”
我认真地遵从了这个建议，真的就狠着心让孩子哭。可这倔孩子就一直不停地哭了两个多小时。等到该喂奶时，他已累得没有吃奶的力气了。我心疼的同时又暗自庆幸自己的坚强，心想终于把孩子给制住了。可等到打开襁褓换尿布时，我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。
儿子的肚脐红胀得有一个鸡蛋那么大。医生说这是长时间啼哭造成的，治疗方法只有一种，就是不要让他再哭。这下，哪还有什么钟点，哪还有什么规定，无论睡着还是醒着，我都得将孩子抱在怀里，尽量不让他哭。那个时候，我认为，世上最大的幸福就是让我好好地睡个完整觉。
聂卫平家是个大家庭，上有两个姐姐，下有两个弟弟，加上聂卫平共五姐弟，他们各自成家后就是10个人，加上父母、侄女，共13口人住在一起，热闹是热闹，也少不了矛盾。我的婆婆——聂卫平的母亲平常很和气，但由于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受到刺激，留下了神经官能症的毛病，一犯起病来就无法理喻。我坐月子时正赶上她犯病，一切都无法正常运转，这只能说是我和孩子的不幸。
可以这么说——或许今天的人们真的不会相信，我是吃着馒头就着北京特有的盐萝卜干儿将孩子带大的。婆婆的病情越来越重，全家人凡是能在外面留宿的，都尽可能不回家。还在这个家中坚守阵地的，除了聂卫平的父亲、小弟夫妇和小保姆外，就只剩我们母子俩，因为我们无处可去。婆婆夜半的喊声和敲击破铁桶的响声，不仅使我感到阵阵心紧，更糟的是惊得儿子一阵阵的痉挛，不停地在我怀中抽动。
有一次，失去理智的婆婆要将我们唯一的门窗用木条钉死。“冬冬冬”的撞击声，吓得儿子扎在我怀里不敢出大气。聂卫平每周回来看我们一次，他无力去平息父母间的战火，也无力将我们母子从这硝烟中接出去。他不无动情地对我说：“小孔，你受苦了，我将来一定好好报答你。”
有他这句话，我心足矣。再说了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我吃点苦算什么！
孩子终于满一百天了。他除了有些神经质之外，长得跟小地主一样，圆圆的脸上有三个小下巴。虽然他的妈妈瘦得犹如一只猴子——吃的是草，挤出来的是奶。这就是属羊的写照吧。
聂卫平希望孩子的名字中有个“聪”字，我爸爸便起了聂和聪、聂云骢这两个名字供我们选择。前者平和聪明，后者是云中骏马。聂卫平选了后者。“骢骢”便成了我们儿子的小名。
我爸爸更倾向于前者，他认为“云骢”这名字太硬，怕克我们夫妻。其实，这是我父亲多虑了。即使孩子命硬克了父母，为了孩子的前途父母也会心甘情愿。相反，不管孩子名字多么柔和，父母要分手也不会因此便言和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，这不是上辈人的过错，也不是下一代的责任。人生都是由自己去把握，由自己去创造，由自己去谱写的。
孩子满一百天后，我归队了。为了比赛，我很快给儿子断了奶，这不仅让儿子因过渡期太短发生了严重不适，我自己也因强迫挤压留下了病患，为治疗乳腺增生，我已开过两次刀。最让我痛苦的，是不该让我爸爸也来品尝我的艰辛。
1982年底，在聂卫平的努力下，在许多领导同志的亲自过问关心下，我们终于在北京蒲黄瑜小区有了一个自己的家。那是一套很小的老式三室一厅住房。接来了我爸爸，请了位保姆，加上我们夫妻和儿子，五个人把它挤得满满的。每一间小屋都缺乏空间，每一个角落都要充分利用。没有任何装饰，没有任何奢侈品，素净而简朴，我们却感到了极大的满足。
缺血、缺锌、缺钙，使儿子常常晚上不好好睡觉。聂卫平嫌他吵闹，时时发火，我便抱着儿子在床边的小空间里慢慢踱步，只要丈夫能睡好，儿子能安静，这点辛苦我不在乎。最累的是冬天带孩子去医院，他裹得像个大棉球，我也穿得厚厚的。深夜，抱着儿子走两三站路去医院，那手臂的酸痛滋味至今仍然能清晰地感觉到。但只要孩子一天天强健起来，一天天长大，做母亲的又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？
孩子多病，磨炼了我的生活能力。儿子渐渐长大，也使我爱的天平开始发生倾斜，是对是错？至今我也无法说清楚。
好不容易熬到了儿子三岁，我们把他送到天坛附近的一所托儿所，这还是托熟人开后门才进去的。可孩子打死也不肯去，每次送都要费好大的劲。
我每天用自行车把他从家里推到幼儿园，晚上再推他回家（我骑车技术很差，只要载人装物就不敢骑了）。母子俩就在这每天来回一个半小时的路程里，加深了了解，加深了感情。
聂卫平很疼爱他这个儿子，可方法不对，也没有原则。高兴时任凭孩子无理取闹，心烦时就给孩子一顿劈头责骂，事后又觉有愧，不断跟孩子说对不起，但下一次依然如此。儿子一有不适，麻烦就由我全部承担。对聂卫平来说，儿子是个活着的大玩具，经常和儿子争得脸红筋涨。我怜惜丈夫又心疼儿子，常常不偏不倚地去处理他们父子的纠纷。我每每暗思，我是不是养了两个儿子？
也许是怀孕期的磨难，儿子一生下来脾气就特别倔强，从不放弃自己的主张，哭闹起来不让人有喘息的机会。他慢慢长大后，其性格也不见有好转。
孩子犯了错误，聂卫平拍他屁股几下，还不是真打，他便瞪着眼，用愤恨的目光表示不满。我若叫他认错，他便会大声地嚷嚷：“我没错，是爸爸错了，妈妈不公平。”我若一气上火，也给他一下，他便哭着喊：“我没错，我就是没错。”谁给他讲道理也不听，急起来，天王老子都不认。
有一次我出外办事，把孩子交给聂卫平带。那时训练局大楼前有道大铁门，门栏底下有道宽缝，一些孩子在那里爬进爬出玩。四岁的儿子来了兴趣，也要去爬，聂卫平没同意，他便让聂卫平去爬。这怎么行，聂卫平便凶了他几句，这下可惹了“大祸”。他尖利的哭声扰乱了整幢大楼的安静。路过大门的各队教练、运动员都会停下来哄哄劝劝。糖果、玩具、许愿，什么方法都试过了，他断然拒绝了所有的好意，继续大哭不止。聂卫平软的、硬的全试过了，都不管用。直到两个多小时后我回来了，孩子才委屈地扑在我怀里直说他爸的不是才算歇气。从此，训练局大楼的人都知道了我们这个儿子的名字，这名声是凭他自己哭出来的。
聂卫平那时一个月有两三次周末去人民大会堂陪中央首长们打桥牌，有时我也带着儿子陪他去。由于在那里有邓小平、胡耀邦、万里等老前辈们做主，我儿子便在人民大会堂里闹翻了天。他知道我害怕他大声嚷嚷，害怕他去首长们的桥牌桌边捣乱，就跟我提无理的要求。不是叫我跟他捉迷藏，就是让我跟他比赛百米跑，或者两个人打仗。若我不答应，他就会说：“那我要大声叫了。”小小年纪，就知道威胁妈妈。
还有一次，我外出比赛不在家，有天晚上，聂卫平带孩子去对面楼上罗建文老师家吃涮羊肉，不知是哪一环引发了儿子的坏性子，一下子大哭大闹不止，让所有人都失去了食欲，破坏了大家的情绪，害得聂卫平此后再也不敢一个人带儿子出去了。
随着家和儿子越来越多牵扯我的精力与爱心，我对聂卫平的关心相对就少了。我陪他出去的时间越来越少，他独自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多，在平静而又已显疲惫的婚姻生活外，聂卫平又产生了对花红叶绿的趣味。
情缘危机
争争吵吵，和和好好，日子过得还算平稳。
但许多事一经开头，就不容易结束。争吵在一次次升级，裂痕在一次次扩大，等到所有条件都成熟后，一切也就顺理成章，瓜熟蒂落了。这是他的责任吗？是的。这全是他的责任吗？不是的。
我的无力与软弱，我的容忍和自信，使我看着他一步步滑远，却没有紧紧抓住他的手。过分的自尊、自傲使我放弃了原则；过分的宽容、谦让使我失去了界限，与他一块儿为这段婚姻掘下了坟墓。其实，宽容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善举，谦让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美德。真正的爱绝不仅仅是让一个人快乐，有时也是让另一个人承受痛苦。单方付出的爱是无知的愚行，那绝不是爱！
虽然，那时有太多的矛盾，有太多的不和，但有一点可以坦荡地说，我从没有去找过聂卫平的任何一个女朋友，去指责她们，斥怪她们。我从不与她们谈话，更不会为报复她们，去找人带给她们不愉快。我只是淡淡地对她们点点头，一声冷冷的问候，这不是我有意容忍她们，而是我高傲的个性使我不把她们放在眼里。其实，现在想来她们也都是女人，都有各自的能力和魅力，我又有何能何德，要比她们高一等呢？狂妄自大，是那时的我的一个侧面，很可笑，但更可悲。人若不能客观地看待自己，客观地评价别人，怎么会不发生偏差呢？
1985年中日擂台赛开始了。从此，围棋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，掀起了围棋热的浪潮。这不仅是老一辈领导们的关心与支持，也是几代围棋工作者们付出辛勤汗水的结果。作为棋手，我们谁不为之感到欣慰呢？谁不为之感到热血沸腾呢？擂台赛成为了中国围棋突飞猛进的起跑线和奠基石，也成为了聂卫平大展身手的舞台。
擂台赛谱写了中国的围棋史，改变了聂卫平的命运，也改变了我们婚姻的走向。
每第一届擂台赛，我们上场的虽只有8名队员，但全队都在齐心协力地备战，都在为每一位上场队员出主意、提建议。“打好比赛，为祖国争光。”为了这个共同心愿，大家都在日夜忙于操练。作为聂卫平的妻子，更作为一名棋手，我理所当然要助他一臂之力。
我把所有能找到的对手的棋谱都收集在一起，自己先打一遍，有了体会，再向他提出我的建议。我们会为某一着走法半夜惊起反复研究；我们会对某一种布局反复实践；我们会从无数盘棋中找出对方行棋的规律；我们还会从为对方近来的成绩、喜好的走法去推测对方的心理。我们会为自己的不足加紧备战，也因对方强大而不断激励警醒自己……
一盘棋不只有水平的高低，它与竞技状态、心情和身体情况都密切相关。聂卫平和我都尽了全力，他用他卓越的奋斗、艰苦的拼搏、顽强的意志，连赢了11局，取得了连续三届擂台赛的胜利。海内外沸腾了，欢呼这个奇迹，庆祝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。围棋一下子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话题。
应该说，不论是在中国围棋史上，还是在推动围棋运动普及方面，聂卫平都有不可磨灭的功勋。这一点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人们都不应该忘记。然而，这个功绩更有几代人的心血。若没有老带新、强带弱的无私切磋、互教互学，聂卫平一个人又能长进到什么程度呢？若没有老一辈领导的大力支持、出策出力，聂卫平又怎么有显身手的机会？成功的后面有太多太多人的心血。这一点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聂卫平也是不应该忘记的。
赞美和祝贺的浪潮将一个棋手捧为了圣人，在聂卫平还没有将他的棋才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时，糖水便把他淹没了。
我在社会洪流的强大冲击面前，拉不住聂卫平的手。本来，作为一个普通的人，他自身有太多的欠缺与不足，可社会却把他说成十全九美，而那仅剩的一点不美，也只是生活上的无能，这能不让他得意忘形、忘记自我吗？
对媒体的采访、报道，我始终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。当时年轻气盛，得罪了不少新闻界的人士。大家都是在工作，总不能为了你们的工作，就该牺牲我们的工作？取得中日围棋擂台赛三连胜是我们民族的骄傲，当然该大张旗鼓地宣传，但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过分，应该实事求是，决不能因为某人做出了一点成绩，便说他是没有任何瑕疵的。
外面精彩的世界松懈了聂卫平的斗志，他热衷于各种应酬，连正常的训练也成了一种应时的摆设。他的虚荣心，他的成就感，他的爱好欲望，都得到了最大的满足，可离围棋却一天比一天远。我苦口婆心的说教，在他听来是最烦人的噪音。他渐渐难以容忍我的规劝，总是尽量回避与我在一起。
从擂台比赛一开始，我就失去了和聂卫平争吵的机会与时间，因为要保证他有良好的心情去备战、去比赛，这也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。心中积压了多少压力，只有天知我知。等到三届擂台比赛结束后，好像一切都有了质的改变，我对他的不满和怨气与外界对他的大肆赞扬格格不入，显得那么不合时宜。
当然，在聂卫平参加大比赛前，我也有一次与他激烈地争吵过。
那年的“富士通杯”比赛他打到了决赛，与林海峰老师争冠亚军。虽说比赛前应该放松，但我很少见他备战，而且一连几天都夜深不归。能以这种状态能去比赛吗？我着急之中有担心，气恼之中有愤怒，心中积压了太多的不满意，便由此倾泻而出。
我骂他对不起陈老总的在天之灵，对不起领导们对他的培养，对不起大家给他的帮助，对不起围棋爱好者对他的希望，也对不起我为他做出的牺牲……我狠狠地骂了他，但没有使他警醒，反而招来了他暴跳如雷和厉声的脏话，让他更加讨厌我。不过，我至今也认为我没有骂错，只是我的方式和择的时间有错误，导致他出征前心情非常不愉快，失利而归。
我们之间的分歧太多了，可这样的争吵却日渐减少。人各有志，不是谁能强迫的。虽然，至今我也为聂卫平的棋才没有完全挖掘出来而感到遗憾。可是，假如聂卫平认为，中日擂台赛的成功便是他事业的终点，并满足于这个现状，满足于已经创下的地们和权势，那么，我作为一个已经与他分手的路人，就更没有理由再去说三道四了。可惜在那个时候，我还不懂得这一点。
我与聂卫平最后一次重大分歧是关于我转业的事。我于1972年底进入国家集训队，以后又到国家队，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，但我的户口和工资关系却一直在四川队，直到1981年我才调入到八一队。但后来为什么又要换队，说起来不过是为了个人的芝麻小事。
1988年春，东北有家公司想出资办所“聂卫平围棋学校”，这很能跟上当时社会的潮流。办学校需要一个可靠而又懂行的人来管理，我便成了最佳人选。为此，我先得辞去工作。国家队里虽然有我的名，但我所有的关系都在部队。这种调人不调关系的政策，是国家训练局沿用多年的，目的是便于新陈代谢和人才流通。于是，我辞职就意味着转业。我当时在八一队享受部队副团职的待遇，要转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我在部队没有熟人，得靠聂卫平去找关系托人情。折腾了好一阵，依然没有结果。后来，东北的公司杳无音信，我们也已经忘了此事。1989年秋，我的转业报告突然批下来了，并责成我半个月之内去北京海淀区人事部门报到（为了在北京有户口，我们的朋友早就替我北京海淀区的祥云公司里谋了个挂名空职）。
接到通知时，我在外地比赛未归。聂卫平看到通知后心情十分沉重，因为中央的政策又有改动，办学校、办公司开始受到诸多限制。我一回北京，他便严肃地告诉我：“小孔，你不能去报这个到，你必须重新转回部队去。”
这可能是当时最好的方案，可部队又不是电影院，哪能说进就进，说出就出呢？为了转业我们费了多大劲呀，他又不是不知道。我生气地拒绝了他的建议。
“你若执意要去报到，那所有后果你一个人承担。”他说。
“承担就承担。”我的倔强脾气又上来了。
我转业后，便主动脱离了国家队。当时我身为国家队的少年队主教练，撇下一大堆工作不给任何人打个招呼，就这样不辞而别，于情于理都不合，这种对工作不负责任的做法怎么批评也不过分。训练局领导十分恼火，责成围棋队写个报告。
在聂卫平也参加的队干部会上，围棋队撰写了一份汇报书。汇报中声明聂卫平对此事，事前一无所知，所有的事都是我背着他干的。因此第一次、也是最后一次受到国家体委的通报批评，围棋队的前辈和队员们也因此对我很反感。
当时，聂卫平已经萌生了离婚的念头，许多人都认为，一个狂妄自大、遇到这么大的事都不跟丈夫商量的女人，离了，是正确的选择。
事情过去了很久很久，我才向一些朋友解释原委，大家不解地问：“小孔，你当时为什么不说？”
当时我能说什么？说了又怎么样？况且，我曾答应过聂卫平要承担全部责任，我又怎能不守诺言，拉聂卫平下水呢？
我们家的教育从来就是家人要相扶相助，欢乐时共同高歌，苦难时同心协力。但一遇风浪，聂卫平就抽身而退，以前一些小事，我背个污名不要紧，但到了要对我通报批评了，他也是如此冷漠，这表明我们的生活观念是截然不同的。我不敢妄评对与错，我只能说是观念的不同，使我与他之间心灵都上了锁。生活、婚姻早已失去了内容，只剩下了一个空壳。
情尽缘散
终于有一天，聂卫平冷静地对我说：“小孔，你支持、帮助了我这么多年，我很感激你。但我已不爱你了，我们分手吧。”
早就知道这句话迟早要来，可真听到了还是为之颤抖、为之心碎、为之悲痛，这对我不公平，对我儿子也不公平。我保持沉默，久久没有给他答复。女人往往是感情战胜理智，不能心平气和。但不管我是多么不甘心、不情愿，我与聂卫平已经名存实亡的婚姻日趋破裂。痛苦、愤恨、哀怨、后悔、绝望，各种烦恼搅得我没有一天安宁。
1990年上半年，不待春的脚步走远，我终于平息了心中的怒怨，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，用理智去面对现实。失去感情与爱的婚姻使聂卫平厌烦，让我窒息，对我儿子的成长也不会有好处。为了自己曾经的付出，为了我与他曾有过的相亲相爱，为了那11年漫长的婚姻，何必因为我的不幸，不让他去追求他的幸福呢？我没有这个权利，我的个性也不允许我这么做。我答应了聂卫平的要求，同意离婚。
这的确是一个明智而又正确的选择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在感情上尤其应该如此。我只希望他能找到他真正的快乐和幸福，否则，我付出的代价就过于沉重了。
让聂卫平心烦的事终于有了结果，他心中的大石也落了下来。聂卫平好像觉得有些对不起我们母子俩，同时，也希望此事不要影响他的英雄形象。于是，他提出了希望我和儿子出国的建议。我接受了，倒不是为聂卫平，而是为了儿子尽量少承担因为我们的离婚，社会和环境对他的压力。
聂卫平出面请富士通公司的成田胜先生（时任该公司的宣传部长）帮忙，为我办了一个去日本逗留三个月的签证。聂卫平还给藤泽秀行老师写了封信，请他设法帮我在日本立足。至于到日本后，我该如何立住脚、怎样生存等一系列实际而具体的问题，就只有看我自己的能力了。
1990年秋，我只身前往日本。1992年6月底，我从日本回到北京，从法律上了断我与聂卫平的婚姻，这只是一个形式，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形式。
很多朋友都劝我：“你干吗不拖他一下，反正你现在日本，他拿你也没有办法，也算是对他的惩罚。”
我拒绝了朋友们的好意。人不能食言，食言便是失信。一个人能承担的苦难，何必再去找个垫背的呢？况且，聂卫平快要出生的第二个孩子是无辜的。如果一落地就承受私生子、黑孩子的名份，这实在不公平。其实，聂卫平说得很清楚，他感谢我多年对他的帮助和扶持，但他已经不爱我了，我们的婚姻虽然合法，但却不合理。话说到这种地步，我的自尊心和倔强的个性都不允许我出尔反尔，我如约地回去了。
在办理离婚手续的前一个晚上，我带着儿子，请聂卫平在北京蒲黄瑜小区一家烤肉店吃了一顿最后的团圆饭。我们明日就将成为路人，这11年的婚姻岁月有多少话想说，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了。我把对他的担心与期望写在一封长长的信里，一封祝贺他生日的信里（他的生日在8月）。可惜他没有拿走，这封信就只有留给儿子了。
我与聂卫平虽然姻缘已了，但都是棋手，是一个孩子的父母。临别时，我留下的唯一的叮嘱是：“你已经让一个孩子失去了父亲，希望你不要让第二个孩子也遭受这种打击。”可惜，聂卫平的第二个孩子仍然未能使他的第二次婚姻持久。
聂卫平很爱他长子，我们吃最后的团年饭时，看着儿子在旁边玩得兴高采烈，他的心有些触动，有些悲伤，也有些愧疚。他想把孩子留在他身边，但他哪有能力带这个孩子呢？孩子只能送到他大姐那里去代养。可孩子父母全失，不是更可怜吗？我作为母亲，是绝对不会在此问题上妥协的。我宁肯自己含辛茹苦，也要把儿子养大。
办离婚手续的当天，儿子似乎有不祥的预感，死活不离开我半步，就是上厕所也得一块儿去。左哄右骗，我们一溜烟偷偷出了门，一刻钟后，我们已成路人。刚出办事处，就见儿子哭得像个疯子似的在街上狂奔，我父亲在后面又急又心疼地追赶。我快步迎上，紧紧搂着不知跌了多少跤的儿子，只见他满脸是泪，满身是灰。
我心疼地问：“宝贝，你怎么了？”
儿子哭着问：“妈妈，你们来这干吗？为什么要背着我？”
面对儿子的质问，我无言以对。无声地抱起他，快步地离去。聂卫平也找不到适当的语言，默默地骑上车远去了。等他再回家时，就只是搬运他的物品了。
回到家，我坐在床上靠着墙，压抑太久的悲伤倾泻而出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滴滴下落，说不出一句话。早已哭得昏天黑地、满脸泪花的儿子，边哭边爬到我身上，用他那双小手，一边为我擦脸上的泪水，一边稚气地对我说：“妈妈，别哭，有我啦。”
他还是个不足10岁的孩子，他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可从这一刻起，他成熟得像个大人，突如其来的打击和磨难使他过早地懂事。正是为了他这句话，我觉得我没有吃不了的苦、受不了的累。
离婚之事办完了，我又该回日本了。
在机场，母子俩哭成了泪人。一步一回头，步步如铅一般地沉重。我怨恨自己的无能和无力，连自己的儿子都保护不了，我哪还称得上为人母呢？那时我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用自己的勤劳为儿子辟出一条新路。
离婚，是夫妻的终点，但也是我和儿子的新起点。不管前途如何，我们都要顽强地走下去。因为，我们只有这一条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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